央行官员重磅发声：数字时代，支付行业向何处去

从2011年第一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发放算起，到2021年，中国的支付产业走过了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移动支付普及，中国的支付产业走在世界前列，并有力地支撑了新经济、新金融的崛起。

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货币的浪潮席卷全球，他们为金融服务进一步实现普惠、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也对传统业态产生了新的冲击。

随着新一轮支付产业变革的到来和支付监管的收紧，新的市场机遇与发展机会在哪里？支付产业上的各方该如何发挥优势、满足市场需求？产业链上又还有哪些不协调的因素亟待调整和解决？

在昨天举行的「第十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上，包括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央行支付司司长温信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等对前述问题作出了详尽解答。

馨金融对于发言全文内容进行了整合与摘编，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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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产业公平：支付反垄断向纵深发展

范一飞强调，近年来，大型平台企业在提升支付服务便利性、普惠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态势总体向好，但也暴露出公共性与盈利性难以平衡、新型数据垄断、无序扩张趋势明显等问题。

部分支付机构使用低价倾销、交叉补贴等不公平竞争方式抢占市场份额，垄断用户、流量和数据，限制其他机构竞争。部分平台企业追求规模效应，持有多个金融业务牌照并开展综合性金融服务，极易造成风险交叉传染。

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自身创新，还会扰乱市场秩序、压制产业创新，进而削弱我国电子支付整体领先优势。

从全球视角看，全球监管机构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行动进一步升级：美国针对谷歌等科技巨头通过六项反垄断法案；韩国通过《电子通信事业法》修正案，禁止苹果、谷歌强制要求开发者使用其支付系统以高额“抽成”；欧盟对谷歌再次发起反垄断调查等。

在此基础上，范一飞提出，下一步，在强化大型平台企业监管中，央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决心没有变，建设高标准支付服务市场体系、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决心没有变，践行「支付为民」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也没有变。

具体而言，要聚焦主责主业，坚持支付业务回归本源，从页面展示、协议拟订、业务流程、风险防控等全流程清晰把握支付服务主体角色定位与业务边界，断开支付服务与金融产品不当连接，禁止变相违规从事金融业务，遏制无序扩张乱象；

要聚焦交易透明，加强支付领域数据透传和算法监管，做到支付交易信息的完整准确标识、传递和处理，确保其在支付全流程可穿透关联，保障支付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要聚焦公平竞争，推动平台企业真正有序开放支付接口，严禁排他性、歧视性支付协议，保障支付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必须强调的是，平台企业要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妥善处理公共利益和私人盈利的关系，切实保护用户信息和数据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及数字人民币试点发展时，穆长春也强调，在数字人民币试点中维护支付市场的公平竞争。

一方面，数字人民币将为不同支付服务机构的创新发展提供公平的准入机会和统一基础设施，促进市场竞争择优；另一方面，利用数字人民币的法偿地位打破支付市场中的机构壁垒、工具壁垒和平台壁垒，实现数字人民币的全场景支付，提升零售支付服务的可达性和社会总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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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数字鸿沟」：提高数字人民币可获得性

除了反垄断之外，要实现支付产业的公平发展，弥合支付领域的「数字鸿沟」是必须迈过的另一大的障碍。

范一飞提到，支付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帮助经济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跨越支付领域数字鸿沟，不仅是支付普惠问题，更是关乎释放内需潜力、扩大居民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问题。

我国普惠支付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相比，一些市场机构站位还不够高、服务意识还不够强、措施还不够精准，对相关政策的重视程度与落实力度还有待增强。

比如，老年人遭遇支付窘境的报道屡见不鲜；契合「三农」发展新需求，让农民群众觉得好用、爱用的支付产品还不够丰富等等。

支付领域数字鸿沟加剧了个体获取金融服务、融入数字经济的不均等，拉大了不同群体间生活质量的差距，已成为支付产业实现协调、共享发展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与此同时，穆长春也在演讲中强调，截止到目前，在支付普惠领域还存在着「数字鸿沟」。在一些偏远山区、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弱的地方，一些人群难以享受到数字金融技术带来的好处。而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为国内零售支付市场提供的公共产品，其初心就是推动金融普惠的发展。

一是在数字人民币设计上增强支付服务的可获得性。数字人民币的账户松耦合设计，可方便偏远地区民众可在不持有传统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联合运营机构，进行无障碍设计，优化了数字人民币APP屏幕阅读器、语音助手、对比度增强和内容放大功能，提升可访问性，提供友好的前端交互体验，满足有障碍人士的需要。

为缓解老年人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不会用、不敢用电子产品的困境，推出数字人民币可视卡硬件产品，短期来华的非居民如果不习惯使用手机APP软钱包，也可以使用可视卡。

另外，对于通信网络覆盖不佳的场景，公众可以依托双离线功能，实现随时随地的便捷支付。未来，央行将进一步提高数字人民币的可得性，构建分布式数字身份认证体系，为更广泛的群体提供数字金融身份识别与认证服务。

二是在数字人民币设计上致力降低支付成本，提高可负担性。人民银行不向发行层收取费用，商业银行也不向个人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换服务费，有助于减轻实体经济负担，优化营商环境。

在降低支付信息保护成本方面，针对公众使用移动支付所付出的隐私成本过高的问题，数字人民币遵循“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的可控匿名原则，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以满足公众对小额匿名支付服务需求，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缓解“隐私悖论”及社会焦虑。

三是在数字人民币设计上提升支付产品使用效率。结合数字人民币的银行账户松耦合和价值特征，实现「支付即结算」，提高支付体系运转效率，提升商户资金周转效率；数字人民币具备可编程属性，可以加载智能合约用于条件支付、担保支付等较为复杂的支付功能，为「三农」、「支微支小」等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创新赋能。

比如，数字人民币加载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智能合约，有助于发卡机构提高效率、更好服务客户，也有助于解决预付卡领域存在的挪用资金，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业痼疾。

今后，数字人民币将积极对外赋能，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探索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竞争选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满足最广泛用户群体和最丰富场景的金融服务产品需求。

最后，根据不同的维度划分，数字人民币钱包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比如分级限额的不同等级钱包、不同主体开立的个人和对公钱包、不同载体的软硬件钱包、不同权属划分的子母钱包等等。

通过这些钱包组合，形成了数字人民币的钱包矩阵体系，为各类市场机构设计多样化、个性化的支付产品带来更大的创新空间，满足市场主体多场景、差异化、特色化金融创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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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支付乱象：虚拟货币的挑战与犯罪「资金链」

从纸基到卡基、再到账基支付，支付产业的每一次重大迭代革新，都在助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支付创新与风险相伴相生，支付改革也必将伴随「阵痛」。

温信祥强调，新冠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布局的新高地。长期以来，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支付服务，进而通过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这个双层体系开始面临多重挑战。

近年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快速发展，引起了各国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比特币总市值达到约8000亿美元，稳定币整体市值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

一般而言，虚拟货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比特币为代表，虚拟资产属性更为突出，一定程度上成为流动性超发的「蓄水池」；一种以泰达币为代表的稳定币，更多地发挥支付工具作用。从基础设施角度来看，区块链相当于虚拟货币的支付系统，也是虚拟货币的交易数据库；虚拟货币交易所相当于中央对手方，部分承担了做市商职能。

虚拟货币对支付体系带来的挑战主要有：

一是脱离支付体系封闭运行，在内部「账户」间转账，与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账户体系割裂，仅在兑换法币时产生联系。

二是分流银行和支付机构的支付业务，削弱清算组织地位。

三是被用于非法活动，虚拟货币的匿名性使之更易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交易工具。在这个方面，美国深受其害，比如黑客攻击石油管道公司勒索赎金，要求以虚拟货币支付。

利用虚拟货币跨境转移非法资金是一个典型场景。

今年上半年，河南省侦破一起利用虚拟货币跨境转移赌博资金的案件，涉案金额达51亿元人民币。维持如此巨大金额的资金链条需要深厚的信任机制，为此我们专门开展了现场调研，发现该案以虚拟货币为媒介，向境外转移巨额涉赌资金，具有「钱币分离」和「先钱后币」特点，通过多个参与主体、多次资金流转，设计了颇为复杂的资金链路。

其中，有团伙专门承担类中央对手方（CCP）角色，对接赌博平台与币圈群体；有犯罪团伙与币圈提供人民币与虚拟货币的钱币对付机制，并在内部形成「大户—散户」的双层结构。虚拟货币的钱币对付机制、交易信任机制、币圈双层结构等特点，在这个案件中体现得非常典型，值得深入研究。

虚拟货币的挑战是巨大的。传统金融体系在应对大型金融科技平台企业进入金融业竞争时，还可以依靠法律、监管等传统手段，加大反垄断力度，加强个人隐私和信息保护。

但是面对「另起炉灶」的虚拟货币及其相关「暗网」世界，目前还主要着眼于「虚拟货币」与传统金融体系的连接环节，采用「断支付」等措施，如何进行监测、干预、阻止、惩治，还需要法律依据和技术手段的创新应用。

除了虚拟货币之外，传统犯罪向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非接触式犯罪转移，社会危害性更大。据公安部门通报，全国传统刑事犯罪案件连续5年大幅下降，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保持年均20%以上增长。

从全球范围来看，犯罪网络化趋势同样明显。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5月发表文章称，新技术推动网络犯罪产业化发展，发达国家网络犯罪数量显著增长。英国2019年发生网络诈骗犯罪380万起，占犯罪总数的三分之一；美国2020年网络诈骗案件同比增长69%，资金损失较2017年增长三倍。

我国已建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广覆盖的现代支付体系，有力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高效便捷的支付体系也被不法分子利用快速转移非法资金，「资金链」治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非法资金转移向非法币化转变，通过虚拟货币转移洗白赃款等情形难以在现有支付体系中追查。

二是非法资金隐匿在普通群众资金转账交易之中。不法分子以高额收益为饵，吸引大量群众实名开立银行卡出租出售，在跑分平台使用本人账号、收款码转移涉案资金。

三是支付结算制度法律层级低。管控可疑交易、惩戒买卖账户人员等有效措施仍缺少依据。

四是部分市场机构风险意识仍需提高，风控精准性和实效性不足。

五是联防联控水平还不足。跨机构、跨市场和跨部门的风险监测和拦截机制仍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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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升级：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账户与数据

为了保障支付产业安全发展，范一飞提到，要紧扣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资金链」。

围绕「资金链」治理，坚持重点打击和久久为功相结合，始终保持对涉赌涉诈团伙的高压攻势。无论是支付工具、账户、还是特约商户，都要管严、管好、管到位，用好监管抓手。

具体而言，要深入存量排查清理，做好涉案账户倒查和分析，开展「一人多卡」、睡眠卡整治；要深化技防建设，加快推进反诈反赌资金交易查询平台建设，加强风险监测预警，提升打击治理有效性和精准度。

此外，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数据风险与安全问题也愈发突出。

全球经贸交易、技术交流、资源分享等跨国合作日益频繁，数据跨境流动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数据保护与治理不仅关乎数据的开发利用与安全问题，而且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休戚相关。

产业各方要学好用好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杜绝非法跨境数据流动；要落实「知情同意」「最小必要」原则，保障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合法合规；要落实「信息使用或提供须依法」原则，保障信息使用与对外提供合法合规；要落实「信息安全」原则，通过业务隔离、分级授权、岗位制衡等制度安排，筑牢信息安全「防火墙」，保障支付数据安全和风险可控。

范一飞强调，下一步，监管部门将坚持严监管主基调，持续巩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公司治理、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监管体系，推动《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尽快出台，夯实支付产业监管的法治基础；严厉打击非法支付活动，坚决遏制部分机构短期机会主义倾向和与监管博弈的企图，坚决打消其绕开监管寻求不正当竞争优势的念头；借力科技创新，提高支付业务事中事后风险监测能力，有效提升支付风险防控水平。

产业各方也要主动配合监管，在推出创新服务、发生重大事项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建立网络支付「四方模式」是各方在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共识。银联、网联要主动发挥清算机构的枢纽、组织、协调作用，会同成员机构合理界定账户侧、收单侧的角色定位，建立健全统一的技术、业务、风控等规则和标准，为实现网络支付互联互通奠定基础。

各银行、支付机构要着眼网络支付市场发展大局和长远，积极参与「四方模式」建设，群策群力，促进开放、合作、资源共享及市场公平竞争，推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