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研 | 药促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强化政策引导打通“最后一公里” 苦练内功共助产业升级

对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言，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性尤为显著。生物医药创新关乎人民健康，医药事业的发展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最根本的体现和保障。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健康需求为导向，引领生物医药创新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研制出更多的新药、好药，惠及患者，更是每一个相关从业人员的责任和使命。

加强创新研发，更好地满足患者医疗需求是时代发展、人民健康、国家战略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将“发展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生物医药”列为生物经济四大重点领域之一，并提出“十四五”期间生物药物和医疗服务社会普及程度明显提升的发展目标，为推动我国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升级带来新机遇。

然而，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仍存在短板。包括一些研发领域还处于跟跑阶段，原始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部分企业战略布局亟待优化；产学研结合不够充分等。针对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金融界医药工作室本期对话中国医药(行情600056,诊股)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宋瑞霖博士，共同探讨中国创新药事业的未来。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宋瑞霖博士

强化政策引导 促进三药结合

金融界：目前我国医药创新存在的主要短板是什么？未来应该如何克服这些不足？

宋瑞霖：中国医药创新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 Natural index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医学中心和生物研究中心能够跻身全球前百名的不足10个，而美国有超过50个，两国相差5倍。

具体而言，目前我国医药创新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医院。什么叫研究型医院？就是研究任务占医院运营任务的比例达到约40%-50%。当前我们的医院主要承接的依然是看病服务，这是其一。

另一个问题是，大量医疗机构发起的临床研究仍停留在论文阶段，如何实现成果转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章法。从论文数量看，我们与美国不相上下，中美两国的论文数量占全球总数的48%，但是美国的转化率比我们高一倍有余，这与我们中国目前的教育水平、科研水平是不一致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强化政策引导，将研发机构领到投资人、产业面前，明确我们的产业研发、科研研发到了什么阶段，以及产业端需要什么，建立一个正向循环，提高有价值项目的转化率。

金融界：在医保控费、药物集中采购的产业主旋律下，创新药企该如何破局？政策应当如何引导产业发展？

宋瑞霖：对于创新药企而言，首先应当建立起全球市场体系。如果产品仅仅是面向中国市场，那么受到国内政策变动的影响和冲击就比较大。这要求创新药企必须苦练内功，从药物筛选阶段就要衡量其对全球医疗机构及临床服务产生的价值。

从医保政策角度而言，我们要站在一个战略性购买者的角度审视问题。要思考如何做到让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的药物可及性得到满足的同时，推动产业发展，而不是让产业停顿，这是战略购买者和商业购买者本质的不同。

所以我们建议医保体系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针对创新药的支付体系进行调整，而非沿用目前固定报销比例制度。例如，建立一个对中低收入者的补充健康险，比如此前的新农合，每个家庭补助20块钱到60块钱不等建立补充医疗保险，以此来弥补价格差。

医保不应当是一个定价机制，而应是一个支付机制。目前，创新药不把价格压低到医保可承担的地步就不将其纳入医保目录，这样既伤害产业的发展，又会损害普通老百姓的权益，因为相对于高收入者，低收入人群对药品能否有医保报销更加敏感。所以我们需要全面系统地思考创新药与医保支付的关系，对于创新药可以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据我了解，医保部门也在做一些相关的尝试。

金融界：如何评价创新药药品审评制度？未来应当如何优化？

宋瑞霖：目前国内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已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设定了加快审评的4种情形，对中国的医药创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下一步，这些加快审评的情形可能就要进行更加细化的区分。例如，一款原创药进入二期临床，我们对它的结构进行改良和优化后，研发出一款全球前三的me-too药物并推进至临床一期，此类药物是具有创新价值的。

但对“me-five”甚至是“me-ten”药物，由于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其创新意义则相对有限。因此从药品审评的角度而言，我们更应当把加快审评的资源，用到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突破性创新药物上，而非只要有创新就加快审评。

总之，药品创新应建立一个单独的审批制度。对于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我们应加快审评、加快谈判、医院对此类创新药降低准入门槛，落实三医联动，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三药联动，即从药品审批、支付、使用三个方面支持医药创新。

如果我们把上述问题解决，就能改善创新药企的发展环境，让投资人看到希望。只要企业是做真正的创新药，就可以拥有市场，这样我们才能引导产业进入良性循环。

苦练内功迎接挑战 多方协作推动产业发展

金融界：目前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宋瑞霖：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明晰的。首先是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始终用遏制和脱钩的方式阻碍我们的发展，国际合作受到了较大限制。其次就是基础研究不够，仍需产业界、投资界与基础研究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引导投资和研发向前端倾斜。

从政策方面来看，我们的政策体系仍有待完善。目前出台的单个政策，的确是对创新药企正向的扶持，但尚未形成系统或链条，政策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和脱节。

金融界：我国创新药业相比于国际同领域巨头企业还有哪些差距？

宋瑞霖：我国创新药业相比于国际同领域巨头企业起步较晚，全球化程度不高。国内创新药企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本土，因而对本土政策十分敏感。而跨国制药企业至少百分之50至60的收入来自于本土之外的全球市场，所以抗风险、抗冲击能力要强于国内企业。同时，跨国制药企业资本聚集能力更强，吸引人才、筹集项目开发资金等问题相比国内企业而言更具优势。

中国医药创新向上追赶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我们应当对此充满信心。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市场是巨大的，企业如果有好的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大概率能够获得应有利润并在资本市场上募得资金。

金融界：疫情期间，生物医药产业估值下挫比较严重，如何看待创新药企未来发展前景？

宋瑞霖：疫情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我认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市场的变化使整个生物医药产业回归到理性看待自己、理性看待别人的阶段。对于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我依然充满信心。比如，现在部分企业能够做到license-out，将技术授权出去获取高额的授权费，此类企业实际上已实现产出，它们的生存发展无需担忧。

需要关注的是仅依靠国内市场、缺少核心竞争力产品的企业，一旦国内的政策环境紧缩，就会出现较大的经营风险。在市场环境持续变化的背景下，部分企业被淘汰是产业发展、产业出清的必然规律。所以我一直强调，生物医药企业要苦练内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身在市场中的地位。

总之，决定中国医药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还在于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各个部门的政策能够切实践行“创新驱动”国家战略，相关政策能够适应行业发展，建立良好的鼓励创新的生态环境，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阻止中国医药创新发展的步伐。